（暂时不要点开，稍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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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80年，清康熙十九年。
杭州城外的灵隐寺内，裕亲王福全刚刚上香归来。作为满清朝廷的天潢贵胄，爱新觉罗·福全自幼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身份贵不可言。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个什么都不会的草包，恰恰相反，经受了完整的皇家教育的裕亲王，不但熟读汉人的诗书经典，对满人传下来的骑马射箭、治军打仗也不陌生。不然的话，即便他身份再高，那北京城里的康熙也不是傻子，会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
爱新觉罗·福全现在的身份是征南大将军，统领杭州大营十万出头的满汉军队，防区范围包括松江、嘉兴、杭州等在内的诸多江南府县，既要对付可能从江西那边流窜过来的小股顺军人马，同时也肩负着消灭鲁王政权的重任，当然裕亲王最重要的任务，明白人都清楚，那就是死盯宁波府的黄衣贼，不让其变成祸害。
曾几何时，黄衣贼是安分的，让杭州大营的清军很是过了一段安生日子。但自从几年前开始，他们以及依附于其的前明鲁王政权，就开始对浙北的清军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其中尤以鲁王手底下那些杂七杂八的武装最为积极，竟然动员了数万人马，虽然里面相当部分是攻入浙北、浙西后就地收编的。
杭州大营有十余万清军，不过要防守的面积实在太大，因此要集结起来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再加上黄衣海寇兵舰犀利，时常在近海横冲直撞，然后择地登陆抢掠一番，来去如风，让人头疼，故清廷不得不在一些海防重镇常年驻扎大批军队，这使得他们的力量更加分散，且被牵制得很厉害。毕竟，谁也不知道，黄衣贼哪次是真的要登陆，哪次是虚晃一枪。
所以，杭州大营很是费了一番手脚，才慢慢夺回了在绍兴府一带的优势，顺带又恢复了浙西的严州府，让南明三路督师张煌言是灰头土脸，颜面尽失，据说回到温州后就立刻上折请罪了，请鲁王另选贤能。
不过，鲁王手底下那些土鸡瓦狗好对付，黄衣海寇就很难缠了。裕亲王刚来到杭州的时候，正是我大清军队奋勇南下，打算一鼓作气收复整个绍兴府失地的时候。当其时，足足四万余人沿着曹娥江一路南下，迅速拿下嵊县，将兵锋推到了黄衣贼据守的新昌县城之下。
当然，我大清也就只能走到这一步了。四万军队，若是放在一般战场上，已经是一股很大的势力了，可是在有着坚城大炮之利的近万名黄衣贼面前，怕是还不够看，因此占据自然而然地就僵持了下来。而意识到不可能夺取新昌城的清军，也在佟国纲的命令下撤退了。而这道命令，新来履职接替征南大将军职位的裕亲王福全也默认了。他明白，皇上要的不是夺回新昌、占领宁波，而是稳住局势，不要让其再度恶化，为大清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
江南，素来是财赋重地，经年累月地为我大清贡献着海量的生丝、绸缎、茶叶等物资，作用不可谓不重要。福全就听经办洋务的皇叔恭亲王坦言，“东南财货，朝廷仰之”，虽说江北不是不产这些，但少了江南，总是非常肉疼的，能拿来与洋商互市的货物便少了，这对于极度渴求外国军械的大清来说，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而且，福全也了解到，西陲和北疆的局势现在也越来越严峻。准噶尔蒙古自从再度统一在一起后，就展现出了越来越强的侵略性，其首领葛尔丹一边不断派出使者前往塞上诸蒙古部落，一边派兵攻城略地，扩大自己的地盘。比如，两年前他们就已经进军原察合台汗国旧地，因为有着内应的关系，听说一路上都很顺利，虽然也经过了不少厮杀，但总体上而言是连战连胜，想必这会已经完全控制喀什噶尔、叶尔羌、于阗、英吉沙、阿克苏、乌什等六城了吧。而如果等到葛尔丹完全消化了这些察合台汗国遗民的话，帐下就又能平添数万名龙精虎猛之士，其野心也只会更大。
朝廷现在很担心，担心噶尔丹在统一卫拉特蒙古、消灭喀什噶尔汗国（这两部估计都已经完成），并向西击败、威逼哈萨克人之后，很可能会将扩张的中心转到蒙古草原上，尤其是那些与其勾连不断的漠北蒙古诸部。满蒙一体，素来是我满洲赖以制衡中国的基础，一旦漠北蒙古被占，漠南蒙古势必就会起了风波，那时候朝廷还能有宁日呢？
而即便不从满蒙一体的角度考虑，单从军事方面来看，草原上出现一个雄主、霸主，也从来是中原王朝难以忍受的事情。汉有匈奴、唐有突厥、宋有契丹、金有蒙古，我大清自不能容忍准噶尔蒙古崛起了草原之上，因此逐步调整战略重心，加强西北边陲的防务，已不是不可逆转的大势。
在这种局面下，维持东南江山的大体稳定，已经成了朝廷上下赖以追求的目标。福全作为康熙的兄弟，对这一点自然是十分清楚的，故在抵达杭州接管大营之后，他便下令淤积在新嵊盆地的大军分批撤退，只保留了新嵊总兵辖下数千人马屯驻于嵊县县城，以为警戒，其余大部分则返回了分别位于杭州、嘉兴、湖州等地的营地，镇守地方。
但现在形势很显然已经倒向了对朝廷极为不利的一方！福全其实很不明白，非常费解，黄衣贼为何三番五次要盯着他们打，而且甚少进行对话，这让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就像这次，黄衣贼先是用大批舰船在嘉兴、松江一带游弋，似有大举登陆之意（甚至已经派了少部分人登陆以迷惑对手），成功吸引了包括杭州在内的诸多府县兵来援，一下子就吸引四五万人靠了过去，令其他地方露出了好大一片破绽，比如绍兴府。
福全接到嵊县被破的消息时正在用晚膳，听完后半晌无语，饭也吃不下去了，匆匆召集左右心腹议事，结果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了。有人认为黄衣贼的攻击重点肯定还是在北边的松江、嘉兴甚至苏州诸府，他们素来贪财货、人丁，每至一地，必然大肆搜刮，寸草不留，而绍兴府多年厮杀、征战，人口、财货损失都很严重，未必能入得了黄衣贼的法眼。但同时也有人认为，正因为黄衣贼利用舟师登陆的次数多了，这次有可能出其不意从南边向北进军，这从嵊县逃回来的信使报告黄衣贼集兵“十万”就能看得出来——十万自然是夸大之词，大家都不是傻子，但刨除水分，两万或三万人大概还是有的，这就很引人瞩目了。
裕亲王思虑来思虑去，最终还是选择相信了第二种说法，即黄衣贼这次确确实实是集结主力从南边杀来了，而在北边晃悠的大批船只很可能是障眼法，用来迷惑人的。因此，福全很快就做了决定，召集属下官员议事，开始在杭州囤积物资、集结部队，同时也派了一支万余人的精干人马，以最快速度渡江东进，增援绍兴府——这个时候，离东岸人围困嵊县已经过去三天时间了，不是清军速度太慢，而是这个年代世界上可没有哪个国家有着可随时投入战争的快速反应部队，福全能在三天时间（还要去掉一天的商议时间）内做出大举增援绍兴府并准备好了万余兵马的器械、粮草和开拔费，已经算得上神速了。
不过，也就是在这支部队刚刚东进抵达会稽县没多久的时候，黄衣贼轻兵疾进、直趋官道、截断东西联系的消息，也传到了刚刚从灵隐寺上香归来的裕亲王福全这里。毫无疑问，这个消息令他有些懵，同时也有些惊讶，这黄衣贼兵何其速也！竟然只花了几天时间就冲到了曹娥江下游，团团包围了上虞县，并截断了东面余姚驻军与西边府城一带的联系，用心何其之歹毒也！
福全一下子就愤怒了起来，他虽然是天潢贵胄，执掌重兵，但毕竟只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遇到这种情况时分外不能接受，因此一下子就坚定了统兵东进救援绍兴，并与东岸人进行大战的决心。
而就在福全铁了心要调兵遣将的时候，6月18日的上虞城下，刚刚指挥部队退下来的仆从军第九师师长牛贵，也正将一份清军招降书扔到了烂泥地上，同时心里面也是直摇头，这鞑子当真蠢笨，明明自己是瓮中之鳖，但却还“大义凛然”地想要凭一份鞑子皇帝写的诏书来招降自己，当真可笑。
那份诏书，据师爷说应当是清帝所做，发到杭州府，让各府官员按照旨意行事，多多招降东岸将官的。观其内容，那康麻子说什么“海寇山匪，蹿占宁波，盘踞有年”，什么“或作恶既久，归正无由；或被寇胁迫，不能自拔。陷溺既深，自揣罪重，恐难邀宽典，踌躇观望，势所必然”等等，意思就是你牛贵被东岸人胁迫，不得已之下作恶多端，然后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不可能得到宽恕，因此一条道走到黑，死心塌地跟黄衣贼干了——牛贵听了这些内容简直想笑，这清帝当真是自大得可以，一副高高在上的语气，也不看看现在自己屁股上到处都是屎。
最搞笑的是，这康熙居然还对牛贵这类人“深为悯恻，特网开一面，赦既往之辜，予以功名之径。若果能悔罪投诚，真心向化，即赦前罪，优加升赏。”这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啊，牛贵觉得，这清廷当真是日薄西山了。若搁在二十年、三十年前，他们怎么可能用这种已经近乎软弱的口气来招降，基本就是甩下一封“如若不从，玉石俱焚”之类的通牒，然后就完事了。哪像现在，居然还给牛贵他们这些人洗地，说他们是被胁迫的，即便你之前杀了多少绿营、多少满蒙八旗子弟，现在都可以得到赦免，而且还加官进爵，简直就是不要脸！
牛贵最终还是让人将这份诏书的抄印件给收了起来，打算一会送到宪兵那儿，交给他们处理。自己是军人，还是不要过多地被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牵扯精力，当下他应该考虑的，还是如何能够尽快拿下上虞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