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孩童时代那难忘的记忆（1）
“严是爱，宽是害”，“尺头打出聪明子，可惜娇儿莫送来”……
以上这些，都是我父亲一贯遵照自古以来教子成才的格言，并用它来教育我们的，尽管方式方法值得商讨。
但是，总比现在一些人，对独生子女采用的那种“小皇帝”式的溺爱，要强千百倍。
（14）偏听偏信想不周
有诗叹曰：
偏听偏信想不周，耕田雇工三载久；
后悔当年错一步，耽误一代前程丢。
大家闺秀新女性
我母亲黄衍兰，祖籍广东省三水市芦苞镇人，从小居住在广州。她是我外婆的独生女。1921年农历11月14日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兼商人的家庭，祖上一贯经营一间中药店，还兼行医看病为职业。
母亲，当年既像大家闺秀，又像新时代的女性。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她家族中不少都是大学毕业生，有几个还在广州一些名牌高校中任教。
母亲的三叔公，就曾经是广州中医学院的知名教授。我记得，在1967年初，我随凤中的学生进行文化大革命大串连时，正值春节期间，曾到广州三叔公家拜访，并受到他们热情周到的款待。
母亲自幼勤奋读书，学习成绩优异。后来，考上广州市某女子师范。毕业后，于1939年便与在这间女子师范任教的父亲结婚，时年才刚十八岁。
因为日本鬼子占领了广州后，父、母亲不得不回到家乡广西。于是，1943年至1946年间，母亲在沙河中学，做了一份学校教导处的工作。
正是：
书香门弟我母亲，祖籍三水芦苞人；
祖上行医又教书，大家闺秀新女性。
偏信专横知后悔
就在1946年的暑期里，由于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于是，父亲有意重回广州去，还在那年暑假，亲自重返广州一趟。并且，还在广州托一些亲朋好友找到需要人的几间学校。其中，有一个学校还给他安排了工作。
但是，当他从广州回来后。在良村肚中的海秋、组和等有名望的族中人士，就曾对他说：
“志昉，在村上安个家吧，回老家来‘买田置地’，别把现在家中这份家业给丢了，丢了大可惜。外面世界又很乱，从长计议，你就不要再远离家乡了，这才是上策……”
当时,父亲他也亲眼看到“世界很乱”， 海秋、组和等人的话，也不是不无道理。于是，他便草率地听从了旁人的规劝，从而打消了重回广州的念头……
那时候，母亲和外婆都是极力主张重新返回广州去的。但是，这只是她们的一厢情愿而已，毕竟改变不了父亲的决定。
1946年8月期间，当父亲从广州回来后，便接受了博中高福桂校长的盛情聘请，从沙中上到博中担任体育教学。于是，母亲、外婆和我们便只好暂时留在家乡务农了。
就是因为父亲当年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于是，从此以后，便给他带来了他终生无法挽回的过错，并而感到无限的后悔与遗憾！
结果，便造成了后来在土改复查时，因为在解放前三年“顾工剥削”，和一些说不清的其它原因。结果，给母亲评上了一个地主成份。
就是因为这个“地主成份”的牵连，使得在土改后的近三十多年以来，便耽误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远大前程，和带来了不少难以言说的磨难和痛苦……
我记得，父亲生前在我们的面前，也曾多次提到过此事：
“要是当初不听信海秋、组和等人的话，就不会有……”。
看来，他的确是有点“后悔”莫及的感慨。就是因为当年这种不多考虑的草率和武断的错误决定，使他懊悔终生。但是，在人世间上，那里会有“后悔药”卖的？
我从小到大常常看到，父亲这个一家之长，一贯在家里都是具有绝对权威，一言九鼎的。
有时候，他要想干的任何一件事情，一旦由他决定以后，谁也就没有什么办法能阻止得了的。可是，有时候，他却又会不自觉地走到另一个极端方面上去，就是“偏听偏信”且“武断专横”……
正是：
抗战胜利想返穗，梦寐以求未能回；
误听旁人一席话，偏信专横知后悔。
只怪当年大气候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还只有十六岁的尹妹，因为家庭出身等原因升不了学，又暂时没有什么工作安排。于是，父亲就随便叫她一人，独自回到老家插队务农去了……
要知道，当时在凤山，她一个人完全可以找到一些日工、零工干干的。并且，也完全有能力可以自食其力地解决自己的生活。
到了1968年以后，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的年代中，除了在外工作的伊妹以外，其他几个弟妹，也全都是他“安排”，先后回家乡去的。
到了后来，才陆续地进行补办回乡知青等的有关手续的。其中，我和尹妹并未能领得到当时的插队知青，应得到的政府发给的安置费。当然，这也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很大关系，也并不能全都怪责于他。
要知道，当年全县都还没有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而全县的上山下乡浪潮是在1969年底，**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上山下乡运动后才开始的。
但是，那时候我们提前回家，是与父亲知道迟早都要回去，与他认为“迟回不如早归”的思想不无关系。
以上，这些都是陈年旧事，也可以说是放“马后炮”而已，谁也不能改变当年的现实，只是顺便在这里提及一下罢了……
正是：
迟回不如早日归，按父意见尽早回；
只怪当年大气候，不该埋怨父不对。
欲知后事如何，请君往下细看。
（15）自幼严管成习惯
有诗叹曰：
望子成龙女成凤，严父慈母配成双；
自幼严管成习惯，成才都因好家风。
六岁孩童学识字
1947年，我才刚刚只有六岁，还没有到该要上学的年龄。但是，母亲在农闲季节或空闲的时候，便带我到楼上的房子里，开始给我教学一些简单的字、词、句了……
难怪，她不愧曾是广州市一间女子师范生，的确具备有一套在教学上的专业知识，再加上她对我教授得十分耐心和得体。于是，我便渐渐地产生了一种极为浓厚的学习兴趣，并且十分专心至志地去进行学习。
因此，母亲实际上，就已经是成为了我在学习和成长道路上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在以后我的成才道路上，所以能取得的一些成绩，其实跟母亲她在幼年时，对我的谆谆和耐心教导，是截然分不开的……
但是，父亲有时在放寒暑假从学校回来时，他对我的管教方法，却跟母亲截然不同。
我记得，他总是怕我会跟其它小孩玩多了，心野后难以学好。于是，就常常把我锁在楼上，强行叫我“闭门苦读”。
要知道，因为我当时还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孩童，这种管教方法，久而久之，难免也会产生惰性，这本来是不足为怪的。其实，让小孩子玩多些，还会在无形中，学到了不少其它书上学不到的东西的。
我现在回忆起来，当年在乡村中的孩童生活，的确对我以后的成长的影响，真是不言而喻的。
从而可见，父亲与母亲所采取的教育方法和手段，却竟然如此大不一样，母亲的教育手段要比父亲高出一筹。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他总肯用红珠笔在习字簿上写好一些字，硬要我用黑毛笔进行填写，以企图采取“依葫芦画瓢”的方法。而并不像母亲那样，教写字时，既注意笔顺，又要注意写字姿势，和一些写字时要掌握的关键问题……
我记得，父亲他教我写字的拿手好戏，便是规定每天要填写多少页生字，不完成就不能下楼来。要是偷懒或不用心写字，便给予严厉的责骂不说，有时，甚至还不给饭吃的饿肚子的惩罚办法。
虽然，也许会得到暂时性的成效。但是，终归都不是个好办法。
可是，要是能认真地写好了，或超额完成所布置的任务时，父亲他便会脸显笑容，有时还给你鼓励几句，甚至给些好吃东西吃。这也许算是当年父亲，对我管教中所采用的“物质刺激”的手段吧。
后来，他对我的要求就更高了，对一些写错了的字，要我成版成版地重复地抄写，并且要求写对写好。
有时候，对于写得好的字，他便在该字旁给个园圈圈，以表示奖励；写得差的字，则在字旁给个四方框，表示得要重新再写上一遍。
他还常常会用‘耕田种地无涯份，爱闻子女读书声。’这样一首对联，让我在习字薄中反复多次地默写。
现在回想起来，这也许就算成是父亲在当年，他作为对我的鼓励和鞭策的一句“座右铭”吧……
正是：
六岁孩童学识字，母讲方法不同父；
师范专业有一套，父严骂罚尝尽苦。
严父管成好习惯
但是，我渐渐地觉得，父亲教我写字的这种学习方法实在太乏味了。于是，我干脆在房前屋后，捡拾一些碎瓦片或一些红珠石子，在禾场边的石灰地上，练习写字和画画；甚至有时候，还在一些石灰墙上，进行写写画画。
现在，那幢旧楼房的墙壁上，还清晰地残留着，当年我用红珠石所写和画的一些笔迹呢……
到了后来，有时候我连碎瓦片也不要，随地就拿根木棍，在坭地上写写画画的练习起字来了。
又再到了后来，有时，干脆什么也不要了，只用右手的食指，在空中划写所学过的字与词句。
有时，还一边在走路，一边在用手指划划画画，自己倒还觉得蛮好玩的哩！这个习惯，一直到我长大以后都在经常使用。
我记得，在高中时，学习俄语我都是这样去默写书中的生字和单词的呢！
在我懂事的时候起，父亲就继承了祖父的传统，对我在各个方面要求特别严格。尤其是，在写字和读书上。因此，从小我也就特别地‘惧怕’他，很少与他推心置腹地交谈过……
一直到长成大人以后，我对他都有一种‘父道尊严’的恐惧感觉。在父子之间，似乎有一种说不清的隔阂……
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没有他当年对我那样的严格要求和督促，也许我就养不成从小喜爱看书学习的好习惯。于是，也许可能就没有我以后的成长历程了……
正是：
严父管成好习惯，随时随地不偷懒；
场地空中常画写，日后功名皆此成。
欲知后事如何，请君往下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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