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心下讶异，他询问光海君的近况，是因为他是来自现代的穿越者，观念上不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对光海君的人生抱有深深的悲悯与同情。
而袁可立却是一个古代土著，他关心光海君被流放后的情形，却超出了他的本分。
韩瑗接着笑道，“正因大明多次过问光海君的生死，所以光海君才能保住性命，否则仁穆大妃早就砍下他的脑袋来了。”
仁穆大妃是朝鲜宣祖李昖的王妃，为宣祖诞下唯一嫡子永昌大君李?，按照朝鲜“贵贱从母”的礼制，李?成为了光海君王位的最大威胁者。
于是光海君一登基，立刻杀弟幽母，因此仁穆大妃对光海君可谓是恨之入骨，仁祖反正之后，“篡位者”李倧反倒下旨优待光海君，仁穆大妃却始终不忘杀子之仇，强烈要求明廷明正典刑。
历史上的光海君能在被流放的海岛上成功活到崇祯十四年，确实是有赖于大明的额外关照。
袁崇焕本来想传扬一下“人人平等”的，但是仔细考虑了一下朝鲜的国情之后，还是婉转道，“光海君虽以庶子之身谋夺王位，却终是罪不至死，出身卑贱，不代表就必须甘于平凡。”
“单以能力贡献而论，光海君积极抗倭，将日本侵略者丰臣秀吉赶出了朝鲜领土，连我大明神宗皇帝都下旨表彰其功绩，这是他后来的野心如何也抹杀不了的。”
抗击丰臣秀吉是对李氏朝鲜来说最政治正确的历史事件，甚至到了现代的二十一世纪，曾经的李氏朝鲜被分裂成两个对立国家之后，朝鲜王朝的抗倭英雄李舜臣依旧能超越意识形态地成为韩国和朝鲜共同尊崇的历史伟人。
所以当袁崇焕把光海君的抗倭事迹拿出来之后，韩瑗便不能反驳了，“袁臬台能理解光海君的野心，真是不容易啊，而另一位‘袁’姓官员只是为了君臣之分与党争罢了。”
袁崇焕神情不变，他今日请韩瑗下棋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这个，现在已经接近要点了，他可千万不能着急，“哦？君臣之分理所应当，党争又作何解呢？”
韩瑗露出一种了然的表情，“袁可立与毛文龙素有嫌隙，并于我国新王册封一事上有所分歧，现今袁可立已被毛文龙排挤出了辽东，此乃人尽皆知之事，袁臬台如何还要对我藩国通事避而不谈？”
以袁崇焕在现代读到过的史料来看，袁可立与毛文龙在朝鲜问题上的主要分歧是这样的。
朝鲜经历了仁祖反正之后，李倧登上了朝鲜国王的宝座，这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和当年的光海君一样的问题。
李倧发动的政变虽然成功了，但是他必须经过宗主国大明的正式册封，王位的合法性才得以承认，才能变成李氏朝鲜的“朝鲜仁祖”，否则他就是谋朝篡位的“反贼”。
这时候是天启三年，后金已经拿下了广宁，朝鲜向大明朝贡的陆路已经被阻断了，只能走海路。
而要是经海道进贡，就必须自渤海诸岛登陆登州，尔后再经济南、德州、天津，从而抵达北京，这就需要同时通过驻守敌后战场的毛文龙和登莱巡抚袁可立的两处军镇。
袁可立当时是反对册封李倧的，他给出的理由是，李倧是“以臣篡君，以侄废伯，其心不但无珲，且无中国”。
而毛文龙的意见与袁可立恰恰相反，他认为李倧是“诛党恶助叛之臣，而赤心天朝”，上疏为李倧的册封说尽了好话。
最后明廷认可了毛文龙的意见，天启皇帝给朝鲜使者颁下了圣旨，并派遣使臣前往朝鲜主持册封典礼。
袁崇焕内心的看法是，他觉得袁可立实际上是在跟毛文龙唱双簧。
因为那时候毛文龙是归袁可立节制的，明廷对此早已明确事权，朝鲜牵制后金，东江镇联属朝鲜，登莱巡抚节制毛文龙。
所以如果袁可立当真想给毛文龙穿小鞋，那方法是太多了，实在是不至于在朝鲜政变问题上跟毛文龙把矛盾公开给朝廷。
而且后来天启皇帝同意册封李倧为朝鲜国王的关键前提，是袁可立委派了其麾下的加衔都司李惟栋，同毛文龙麾下的中军陈继盛赶赴朝鲜勘察李倧弑君反正一事，确认光海君劣迹斑斑，暗中帮助后金，这才正式下了旨。
更重要的是，陈继盛是毛文龙的心腹将领，历史上他将女儿嫁给了毛文龙为妾，换句话说，陈继盛算是毛文龙的岳父，如果袁可立当真在册封李倧一事上与毛文龙有分歧，他是断断不会同意让毛文龙的岳父赴朝调查的。
那么事实就很明显了，在朝鲜问题上，袁可立与毛文龙的政治观点是一致的，他们的矛盾是发生在其他方面。
他们两人是合起伙来唱了一出对台戏给朝鲜人去瞧，其目的就是为了让新任朝鲜国王感念大明的好，尤其是毛文龙的好，这样朝鲜在往后就能真心实意地与大明合力抗金，为毛文龙的敌后战场提供支持了。
当然毛文龙和袁可立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这种事是不能在朝鲜人面前明说的。
现在袁可立虽然走了，但是毛文龙还在朝鲜的地盘上，平时还得靠朝鲜人接济，这时候千万不能去拆毛文龙的台。
于是袁崇焕故作严肃道，“这是谣言，我国于用人方面，一向是人尽其才的，袁可立现已被擢任兵部右侍郎，仍然参与辽东军务的管理。”
听到袁崇焕这样的“澄清”，韩瑗脸上的神情变成了一种“你我之间心知肚明”的郑重其事，“是，是，袁臬台说得对，这当然是谣言，大明的政治一向清明，如何会有有识之士被恶意排挤之事呢？”
袁崇焕很满意韩瑗的反应。
果然，四百年前和四百年后一个样。
众所周知，朝廷的官方辟谣必须反过来听。
袁崇焕又问道，“不知毛文龙如今在朝鲜可仍安好？”
韩瑗道，“毛帅安好。”
袁崇焕顿了一下，这才似是漫不经心般地问出了他蓄谋已久的疑问，“依你国所见，毛文龙究竟是否有能力于敌后牵制奴酋？”
这时候两人恰好下完了一盘棋，结果自然是袁崇焕赢了。
袁崇焕的围棋水平实则并不高，他穿越了也没带上“阿尔法狗”，于是他就同韩瑗下“模仿棋”，即先于“天元”置一子，然后对手走在那里，再于相对的地方着棋，招招模仿，则模仿棋必胜一子。
这种下棋方法几乎不用费什么脑子，只要韩瑗不去专门破他的模仿棋，袁崇焕是必赢的。
韩瑗放下手中的白子，指着棋盘笑道，“这是苏东坡的下法。”
袁崇焕回道，“不，这是我太祖皇帝的下法，我大明太祖皇帝智勇天纵，于艺事无所不通，惟于围棋上不耐思索，其与人对弈时，无论棋品高低，则必胜一子。”
袁崇焕一面说着，一面指了指棋盘，不教韩瑗回避毛文龙的问题，“以今日的形势而言，我以为，毛文龙就是辽东棋盘上决定胜负的那一子，不知通事以为如何？”
韩瑗见左右避不过去，只得含混道，“我国新王在册封前夕，特意为毛文龙于安州立颂德碑，以小见大，私以为，于情于理，我国新王都将必不敢忘毛文龙之恩德。”
袁崇焕微笑道，“我听说从前光海君在位时，奴酋屡屡要求朝鲜引渡毛文龙，如今通事对毛文龙近况答非所问，莫非你国已然答应奴酋所请了？”
后金要求朝鲜引渡毛文龙，其实是在天启元年，光海君在位时候发生的事，努尔哈赤会提出这一要求，也是基于光海君对毛文龙十分厌恶的基础上。
因为镇江大捷之后，后金对朝鲜实施打击报复，毛文龙及一大批辽东难民涌入朝鲜境内，光海君对此十分头疼，他不仅害怕毛文龙会引来后金军侵犯朝鲜，还担心毛文龙监视朝鲜，妨碍他的中立外交。
于是其后光海君便暗中授意朝鲜边臣引导金军入境追杀毛文龙，并对毛文龙断绝支援，迫使毛文败退皮岛。
但是公允地说，光海君自始至终只是希望让朝鲜摆脱毛文龙，对后金引渡毛文龙的要求一直是坚决拒绝的。
事实上，早在萨尔浒之战之后，努尔哈赤就派遣使臣赶赴朝鲜，邀请光海君一起加入反明队伍，但光海君的态度始终是模棱两可。
虽然朝鲜也派了使者去后金外交回应，但是其底线依旧是各守疆界，互不侵犯。
直到天启二年，努尔哈赤在接见朝鲜使节河瑞国一行十二人时，终于失去了耐心，责问河瑞国为何不将毛文龙绑缚后金。
河瑞国当时的回答是，大明为朝鲜之父，作儿子的，不可抓父亲家的人。
于是努尔哈赤勃然大怒，说他们这些朝鲜使者是假托修好来刺探情报的，并下令将使者团中的十人剜目后处死，剩下二人刺瞎双眼，遣返朝鲜。
但即使到了这样的地步，光海君依旧没有同意与努尔哈赤一起反明，而仅仅是承认了努尔哈赤“后金国汗”的身份。
到了李倧夺位之后，朝鲜便一心一意助力大明，彻底与后金断绝了往来，后金也再不可能通过朝鲜去引渡毛文龙。
因此袁崇焕此刻旧事重提，完全是为了刺激韩瑗。
韩瑗见躲不过去，只得道，“关于毛文龙功绩……我以为，咳，这是我个人的观点，跟我国立场不相关，大明若要收复辽南失地，必得请兵部右侍郎袁可立再次出镇节制，由登莱水师配合关宁锦防线，形成海陆犄角，困守后金，则辽土可复。”
袁崇焕将手中的黑子丢入棋盒之中，在朝鲜人眼里，袁可立与毛文龙是为对立政敌，袁可立如果重回辽东，那走的就该是毛文龙，“那也就是说，你觉得毛文龙没什么用了？”
韩瑗咬了下唇，又露出了那种带了一点儿不好意思的、接待外宾时的谦卑笑容，“怎么能这么说呢？袁臬台，我可没这么说呀，我要是这么说了，我不就成在你袁臬台和毛文龙之间挑拨离间了吗？”
袁崇焕这一刻的心情相当复杂。
他倒不是单单想起了“弱国无外交”这种俗套话。
他是心想，小国的翻译官在大国的官员面前说一句话就要这样瞻前顾后、低三下四，那光海君和努尔哈赤在尚且没有得到权力的前半段人生究竟得多难熬啊。
袁崇焕叹了口气，道，“我对毛文龙没什么意见，你不用担心你对毛文龙的评价会引起我与他的不睦，说句实话，我到现在连毛文龙长什么模样都没见过呢。”
袁崇焕一摆明态度，韩瑗显然放松了一些，但依旧没有正面评价毛文龙，“我个人对毛文龙的看法，和大明现任兵部右侍郎袁可立的意见是一致的。”
“不知袁臬台注意到没有？毛文龙目前为止的主要功绩，都是袁可立节镇登莱时取得的，说明袁可立对毛文龙一向是十分公正的，包括引起他二人矛盾的满浦、昌城之捷，袁可立的做法或许并没有错。”
满浦、昌城之捷也发生在天启三年，当时毛文龙为这一大捷上疏表功，在奏疏中说自己的东江军“兵不满千，未交一战，不遗一矢，而使虏自相践踏，其被炮死者二万有余，马之走死者三万有余，止余真夷二万”。
尔后袁可立奉旨核查他的战报和军饷，最后认为毛文龙报出来的数字不可考证，因而惹得毛文龙不快。
就在这时，朝中忽然冒出来一批言官轮番恶意攻击袁可立，将袁可立和毛文龙之间的冲突给扩大化了，以至于天启皇帝都不得不下旨切责，对袁可立和毛文龙双方都加以安抚。
但是实际上单从袁可立这一边来看，他与毛文龙的争端并没有严重到影响战局的程度，袁可立无论是在职还是去职，都秉公执政，一切以大局为重。
他甚至在卸任登莱巡抚一职八个月后仍在为毛文龙上请功题本，说明袁可立对毛文龙从来都没有过要公报私仇的想法。
不过假设袁可立是这样一个刚正不阿的有识之士，那么毛文龙在满浦、昌城之捷中吹嘘夸耀战功的事情，就并非是子虚乌有。
毛文龙为袁可立要核实东江镇的兵员粮饷而感到不快，就并非是因为袁可立要故意刁难毛文龙，而是东江镇的军饷数额确实出了问题。
袁崇焕道，“所以你认为，毛文龙或许当真虚报了战功，他所治理的东江镇，也确实需要朝廷派人去细核军饷。”
韩瑗还是那样不置可否又态度暧昧地笑笑，“总之，大明现任兵部右侍郎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袁臬台还是不要再追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