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们正在一个码头吃橄榄油蒜蓉龙虾，佐餐的葡萄酒有些差劲，但却透着一种海洋气息的简洁且抚慰人心的喜悦。
机械师提起那件事时，语气轻松愉快，不无嘲讽。
安柏也笑起来，但一讲完，她就一脸愠怒，说:“那个人把礼貌放错了地方，当时很危险。差点儿掉了脑袋。”
“我马上就意识到了。”机械师再说话时已不再那么轻松，他吞下一大口酒，想掩饰安柏的话引发的那一瞬恐慌。
日子平静地过着。
雨稀疏起来，我们已全然进入了傲慢的夏日，对我来说，它具有隐秘而高效的美德，轻而易举便能让人振奋起精神。
一天，我提起了钱的问题。
安柏说:“嗯，咱们先不要想这件事。你清楚得很，现在为这个着急，办法也不会出现。而且，咱们也不赶时间。我知道，这儿不是能待一辈子的地方。再说了，没有任何地方能让人待一辈子。至少对你我来说是这样。你刚刚经历过的那种危机最糟糕的地方是，它会破坏你对随性的信任和对偶然机会的信心，但这些恰恰是找到出路的关键条件。别再琢磨那些事情了，它们总会把钥匙送来的。去找的话，反而会失去发现它的能力。”她说得有道理。
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已坠得有多深，才意识到，一向令我盲目信任命运的那套机制的弹簧已经被这次的坠落几乎砸到失灵，要知道，此前无数次救我于水火之中的正是这种盲目。
我们会在午后做爱，像用纸牌搭建城堡的人一样拥有迟缓且细致的耐心。汹涌自由的发泄之后，我们便会开始回忆两人共同的老友、一起闯荡过的地方、在只有我们认得的角落里品尝过的难忘佳肴，还有那些最后总是无法避免地终结在床上或者当局的暴雨般的醉意。
我们都极其善于快速恢复身体状态以及辩诉，所以，在两个地方，事情总能化险为夷。
一天晚上，我们想起了在璃月被带到警察局的那个清晨，两人笑得差点儿背过气去。
当时，我们面对的是一位和气的士兵，唇上有一溜儿浓密的铜色花白髭须，安柏严肃地向他解释说，我是她哥哥，她刚刚把我从疯人院里救出来，把我关进去的是一艘船的几位船主。我之前在那艘船上做第二机械师。
合同结束后，我本有权利得到一份补偿款，但他们想吞掉那份钱，就把我送进了疯人院。
可怜的士兵，人眼睛瞪得浑圆，目光里满是思索。他用铅笔挠着脑袋，将信将疑地观察着我们，思考着是要开出一张大额罚单还是要把我们关进铁窗几天。最后，他决定请我们离开，并永远不在那里出现。我们当然照办了，至少照办了一部分。
不再回璃月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我们正把它的港口作为基地。
就这样，我们在一个又一个下午温习了两人共度的过往，以及和类似机械师这样的朋友一起度过的时光，那些岁月把我们凝合成了不可战胜的共同体，它属于某类人——他们不想要自己被分配到的世界，只想去把它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