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领悟生命的真义(2)
最后，有少数人会向往那种终极的自由：不为形役，与天地合一，逍遥自在。就像中国的庄子，他为什么能够达到那种在天地之间逍遥游的人生境界？自由，是因为他不在乎，我们只会被自己真正在乎的事情拘束住。
不自由会怎么样？就会感觉很“闷”。我们看中国古代造字很有智慧，“闷”，就是一个“门”里面有一颗“心”。就是说，你把自己的心关在一扇门里出不来了，就会心中烦闷。
我们能不能打开这扇门呢？这全在我们自己。所谓“看破”才能“放下”，这就看我们有没有那种“看破”的智慧了。
人活着的时候，名与利二字最重，但到了大限将至，我们立马就能将其“看破”。老子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要“看破”生死，那可就难了。
《论语》当中记载，子路问鬼神之事，孔子淡淡地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活人的事你还没弄明白，怎么先想着去侍奉死人？孔子是告诉子路学习还是要先朴素一点，从眼前开始，别去考虑虚无玄远的东西。
但生死是大，子路不甘心，他接着问道：“敢问死。”死亡是怎么回事？
孔子又淡淡地告诉他：“未知生，焉知死。”连生的道理还不明白，怎么能够懂得死？
从这段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是主张积极入世的，对于生死之事，他很少谈及。至于他老人家到底是不是“看破”了生死，我们就不能妄加揣测了。但庄子之“看破”，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庄子有一个“鼓盆而歌”的故事。是说庄子的结发妻子先他而去，好朋友惠施前去吊唁。到他家一看，庄子在那敲盆唱歌呢。
庄子告诉他：老伴刚走的时候，我怎么能不难受呢？但是现在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察其始而本无生。当我真正追本溯源去观察最初的开始，发现人原本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就没有形体，没有形体就没有气息。天地之间，无非是一股气一股气聚集起来，然后逐渐找到一个形体，由形体孕育出生命，人就是这样来的。
现在，我妻子顺着这条路回去了，她比我先走，此时此刻，她也许正在一个密室里，踏踏实实地睡觉。她解脱了，我还不高兴吗？想到这里，我就忍不住敲盆唱歌啦！
面对亲人之死，庄子如此坦然欣慰。这种达观、超脱的心态，一些大智慧者也能做到。在我国民间有一个说法，叫做“红白喜事”：红喜事，是嫁娶，生命繁衍的开始当然是一桩喜事；白喜事，是寿终天年为老人送行，也是一桩喜事。所谓红白，只是生命的两端，生与死之间不过是一种形态的转化，为什么不喜呢？
如果真有庄子这样的心态，我们一定会少了许多牵绊和苦楚。
自古到今，生老病死，总免不了有一番相送。庄子是怎么面对他的一死呢？他有很多学生，大家在商量，老师如果真有一天，到了百年之后，怎么给老师打点身后之事？
庄子对他的学生讲：我死了以后，什么东西都别准备，我就用整个天地做大棺材，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是我的葬品。我就要这么一个大葬礼，直接把我扔出去就完事了。
学生不敢，说如果不给老师弄个小棺材，扔在外面，被野兽吃了怎么办？
庄子想了想，告诉学生：我要是扔在荒山之上，可能是被那些苍鹰、乌鸦，天上的飞鸟飞禽啄食了。如果你们把我装在棺材里，埋在地底下，有朝一日木朽人烂，我喂的就是地下的那些蚂蚁、蝼蛄，所有地底下的小虫子。到时候，无非就是个饲料而已。干嘛要抢天上飞鸟飞禽口里的食物，去喂地底下的小虫子呢？你们也太偏心了吧！
这就是庄子对生死的看法。庄子的这个看法，让人想起在西藏某些地方流行的天葬。它是藏地古老而独特的风俗习惯，也是大部分西藏人采用的丧葬方法，因为藏族认为其祖先来自天上，死后归天。
藏语称天葬为“杜垂杰哇”，意为“送（尸体）到葬场”；又称“恰多”，意为“喂鹫鹰”。据此可知这种“天葬”亦可谓之“鸟葬”。天葬，就是将死者的尸体喂鹫鹰。
天葬在天葬场举行，各地有固定地点。人死后，停尸数日，请喇嘛念经择日送葬。出殡一般很早，有专人将尸体送至天葬台，天葬师首先焚香供神，鹫鹰见烟火而聚集在天葬场周围。
天葬师随即将尸体上的衣服剥去，按一定程序肢解尸体，肉骨剥离。骨头用石头捣碎，并拌以糌粑，肉切成小块放置一旁。最后用哨声呼来鹫鹰，按骨、肉顺序喂食，直到吞食净尽。
其实在很多文化中，一些理念是相通的，那就是豁达，而豁达是解脱的前提。在媒体上，我们有时会看到一些关于抗癌明星的报道。过去一听说得了癌症，几乎就是判了死刑，但为什么有的人能活很多年？
因为他有一种内心的调理，他乐观。他自己不惧怕死亡，奈何以死惧之？当我们看破了名，想透了利，甚至不惧生死，那我们的心灵空间该有多大啊！那是一种大境界。
可能有人会有疑惑：庄子看破了这么多，这个人是不是很消极啊？对他来讲，一切已经无所挂碍了，他还在乎什么呢？
看破一切，并不表示他可以游手好闲，什么都不做；或者百无禁忌，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不怕。看破，是一种人生的境界，是其内在的生命状态，跟他具体做什么无关。有这样一个故事：
哲学家见一位渔夫在海滩上晒太阳便奇怪地问：“你怎么不去捕鱼？”
渔夫说：“我已经回来了。”
哲学家说：“为什么不多捕一船？”
渔夫答：“吃喝够用了。”
哲学家说：“多捕鱼可以多存钱呀。”
渔夫摇头道：“存钱干什么？”
哲学家算道：“如果你每天多捕一船鱼，十年后就能买很多船。”
渔夫懒洋洋地说：“那又怎么样？”
哲学家认真地说：“那时，你就可以安安稳稳地躺在海边晒太阳了。”
渔夫说：“我现在已经安安稳稳地躺在这个海边晒太阳了。”
无论你的人生境界如何，首先还是要像一个“人”那样活着的。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真正的智者，往往都是深藏不露的，从外表你根本看不出他跟普通人有什么不同。
中国自古即有这样的古语：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小隐在山林，大隐于市朝。那些所谓看破红尘，隐居于山林的隐士往往只是形式上的“隐”而已。真正达到物我两忘的心境，反而能在最世俗的市朝中排除嘈杂的干扰，自得其乐。隐居于市朝，才是心灵上真正的升华所在。
佛家也有类似的说法。小乘人一般是为了使自己出离苦海、得到解脱，所以他们往往出家为僧、参禅修道，他们行的是“解脱道”；而大乘人不光是为了个人的解脱，他们以普度众生为本怀，所以他们往往在市井里巷、门庭市招随缘化人，行的是“菩萨道”。
其实入世与出世，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心态的不同罢了。庄子在他的书里留下了很多他生活的影子，其中有很多判断跟儒家彼此呼应。只不过儒家看重的是大地上圣贤的道德，是人在此生中要建功立业；而道家看重的是更高旷的苍天之上，人的精神的自由，是人在最终成全后的超越。
中国的儒家思想，在社会这个尺度上，要求人担当，而道家的思想是在生命层面上要求人超越。担当是一份社会责任，是对于我们的“社会人”属性而说；超越是一种生命境界，是对于我们的“自然人”属性而说——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是融通无碍的。
庄子的生命哲学，绝不是简简单单的积极或消极，而是在不同的生命体系上给我们建立起来的参照系统。用庄子的话说：人生至高的境界就是完成天地之间一番逍遥游。也只有看破了内心的重重樊篱障碍，仰观天地辽阔、俯品人世浮沉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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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诗人郑愁予有这样一首尽人皆知的诗：
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除了把它看作一曲温情款款、凄寂婉约的爱情歌谣，我们也可以把它解读为一首充满哲理意味的诗（当然，温暖的情感和冷峻的理智都是人所必需的；但作为一本书，如果只是谈一些风花雪月的情感，未免会流于滥情。但做到“美”与“智”兼顾，确实很难，笔者也只是尽力）。
提到这首诗，是因为想起了它当中的那两个词：归人，过客。古人曾感慨说：“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暂时寄居在这人世间的我们，真的就像一个匆匆的过客，总是易于腐朽的。
人生，不过是向上天借来的一段光阴，借条也许是打过的。上天把我们送到这个世界之后，便把我们遗忘了。于是，我们独自在阳光下欢笑流泪，在午夜梦回时低吟浅唱；于是，我们在日落的斑驳光影里怀想往事一幕幕，在一个清晨或黄昏抬头看上这个世界最后一眼……
一些小小陶醉，一点浅浅徘徊，也就是人生了吧。然后某天，上天会突然好心地记起我们这个被他遗忘的孩子，于是他不由分说地连本带利将一切收回，一切又回归为“零”的原始状态。
是“过客”的同时，我们又必定是个“归人”。因为既然是“客”，就必定想回到自己的家，只有那样才能心安理得，“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佛家即把人生比作“客居”，《楞严经》中说：“譬如行客，投寄旅亭，宿食事毕，俶装前途，不遑安住。若实主人，自无攸往。”
人生就像旅馆，我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去往何方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
那个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已经不是自己真正的家了，跟父母、跟兄弟姊妹已经过于疏远了——心，不在一处了；
然后我们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发现这才是自己的寄托，于是把另一半、把子女当成了自己的家；
人过中年，耄耋将至，儿女成群子孙满堂，看着这些骨肉亲人，突然发现，家——也并不在这里。
这让人想到了一辈子受尽妻子唠叨、埋怨的托尔斯泰，在1910年10月28日凌晨——他生命当中的最后几天，已经是风烛残年的他终于鼓足勇气戴上礼帽、拿起拐杖，一个人倔强地走出了家门。
在离家出走之前，于去向问题上虽然没有明确的打算，但托翁还是考虑过的“到国外什么地方去……比如去保加利亚……或者去诺沃切尔卡斯克，或者再往前走，去高加索……去哪里都一样，只要不去托尔斯泰信徒聚居地，找一间农民的小木屋……”
在上述地区和国家，托翁既没有领地也没有别墅，也就是说，他其实是打算做一个寓公，当一个房客。结果也如他所愿，几天后，托翁永远地趴在了由一个家通向另一个家的路上。他要寻找一个真正的家，但家，在哪里呢？
汤显祖尝言：“人之视蚁，细碎营营，去不知所为，行不知所往，意之皆为居食事尔……世人妄以眷属富贵影像执为吾想，不知虚空中一大穴也。倏来而去，有何家之可到哉。”
难道真如卡夫卡所说：目的虽有，道路却无；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躇也？离开这里，离开当下，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吗？生活，真的“在别处”吗？我们为何如此彷徨不安呢？
因为，这颗心不安。
诗人白居易曾经这样吟叹：“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我生本无处，心安即归处”。
所谓“吾心安处是吾乡”，还乡既是休歇，也是心灵的重新归位。心灵业已抵达一个熟稔之地，有如财产失而复得。
人们常说战争的目的是终止战争、恢复和平，与此相似，所有心理活动的目的也是终止活动、恢复宁静。心，总是不喜欢被打扰的，其厌恶令人烦扰和忧心的不确定性的程度，不亚于武大郎之厌恶西门庆、武二郎之厌恶潘金莲。
我们的心就像更年期的女人，总是渴望安宁，却又总是莫名地烦躁。每一次它从安宁状态出发，都包含着历经躁动然后回归安宁的深切意愿。
问题被提出来，就是为了得到解答，或者没有答案而不了了之；涌现出来，就是为了得到满足，或者没有得到满足而被压抑下去。总之就是，心不能忍受那种惶惶然而毫无归宿的状态。
然而，为了像治病一样快速解决问题，扰人的不确定性和疑惑常常被我们草草打发掉。人们迫不及待地接受种种理论、权威、信仰、大师、救世主的统治，不经过自己的理性分析就把各种圣经、圣人变成自己的救命稻草。这就跟原始人在发现了性的巨大乐趣之后，就产生了生殖崇拜一样盲目、无厘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