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近代科学，是19世纪后半期正式构建起来的，一般以德国学者威廉·冯特（WilhelmWu
dt）1879年在莱比锡大学创立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但是，对人类心理现象的研究，古代学者很早就开始了。
冯特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会饮》篇中解释美的时候，认为人的美感产生于童年时代对第一个美的形体的回忆，以及这种回忆的扩大、联想、贯通。他还认为，这种回忆是对灵魂固有的一种理念的唤醒，因为灵魂在附着人体时把美的理念忘却了。柏拉图的这种说法，已经涉及人的心理现象的深潜之处，更是艺术心理学的重要根基。与此相关，他关于艺术家的创作来自灵感，来自一种失常的迷狂的理论，也是对艺术心理研究的重要贡献。
柏拉图
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人类心理的研究更加深入。他的《论灵魂》有大半内容涉及人类心理，而他在《诗学》中提出的“陶冶”（katha
sis）学说，已直接抵达观众在接受悲剧体验时的心理奥秘。这种心理奥秘要经由“恐惧和怜悯”才能达到，既深刻又神奇，因此历代学者钻研不息，对“katha
sis”的本义也众说纷纭。有说“净化”的，有说“洗涤”的，有说“宣泄”的，也有说“心理平衡”的，致使有的学者宁肯沿用音译，如中文所谓的“卡塔西斯”。
与这些古希腊哲学家几乎生活在同时的中国先秦诸子也充分地研究了人的心理现象。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中，有相当多的部分是建筑在对人的心理常规的判断上的。以此开端，后来的儒门学人对“心”、“人心”的研究愈加细致。
最能表现中国古代心理学研究成果的，是兵书。那些高妙的兵法，几乎都是通过对敌我双方的心理分析来建立的。所谓兵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斗法。它们被世人推崇，证明兵法作者对于战争双方的心理分析是屡试不爽的，因此也进而证明了心理规律的存在。
从两千多年前的东西方学者的研究来看，心理研究可以分为学理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类型。这个开端，远远地对应着现代心理学中理论心理学应用心理学两大门类。
不管是学理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古代学者只要把研究的触角深入到人类心理，都是在寻常思维层次上的升级。
为什么说触及人类心理，就是一种思维升级呢？这是因为——
第一，世上种种学问，很容易自成逻辑，却往往割断了最根本的原始逻辑——人的逻辑。种种学问对应着种种事业，虽然都可以展现得十分宏大，其实都是由人的感知、记忆、情感、气质、性格、意志决定的，也就是说，受人的心理活动所控制。能够看到这一点的学者，至少已经突破了种种学问的外在逻辑，深入到了最真实的动力源。
第二，把人的心理活动当作世上种种学问最真实的动力源，这又随之确认了一个重大事实：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活动有共性。不管地域、职业、性别、年龄、贵贱、尊卑，在进行心理分析时全都相通，几若同类。这是对人之为人的统一本性的确认，其意义已经远远高于心理学的范畴。
第三，在确认人类心理活动共性的同时，也确认了这种共性的稳定性。这在兵法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兵法一代代让敌我双方都读，各代人即使已熟知其间诀窍也仍然遵从，可见彼此已相信存在着一种很难改易的心理规律。心理学敢于把心间曲奥陈之于世，正是出于对一种规律的确认，也即对人的一种天性的承认。
第四，确认不同方位、不同时间的人在心理活动上有共通天性，立即使得一切进入了心理分析层面的种种学问具有了“人人皆可体验”的真切性，因此，使它们在玄深的迷途上获得可控。人类文明，一旦成熟就容易走上嗜癖钻角的死路，也容易因炫示智能而蹈空凌虚，陷入另一条死路。心理分析的介入，至少在局部上给学术以检验机制和激活机制。
概括以上四项，心理研究的学理意义，是对于人类天性的承认。这种天性以规律的方式指挥着人类的精神和行为，因此是一种自然天性。
尊重和寻找人心底的自然天性，正是心理学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