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日，耶路撒冷，夜宿Re
aissa
ce的旅馆
明天就要离开耶路撒冷，今天我们几个一大早又到老城转悠去了。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只想再细细地看它一眼，与它告别。
耶路撒冷风景太多太密，就我个人的兴趣而言，最喜欢的一条路是从雅法门到锡安门，再经杜门进入其特伦山谷。这条路既有多种生态的反差对比，又有安静、清洁的社区，不必承担过重的宗教负担，却时时可见几千年前的古迹。漫步其间，有一种饱满的悠闲。
在耶路撒冷，不愁不饱满，就怕不悠闲。宗教激情、历史激情和民族激情全在这些小街中倾注，无论本地人还是外来人都有点血脉贲张。因此，寻找一个能够保持距离的视角，反而能投入一种滋味悠长的品赏。
说实话，我看了那么多天，觉得犹太朋友们真是优点多多，惟一的遗憾是过于自我和狭隘，缺少通脱和悠闲。如果说，这儿的阿拉伯朋友对于自我生态太不在乎，那么，犹太朋友则太在乎、太紧张。
有人看到犹太人在哭墙前令人感动的种种表现就问，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这么强烈的民族激情和宗教激情呢？似乎有点自惭，对此我不敢苟同。
我在哭墙前对着凤凰卫视的摄影镜头说：犹太人二千年没有自己的国土，因此必须寻找一个精神上的国土，犹太教就是这个国土的边防。犹太人长期流浪，因此必须精细地盘算、严密地自卫，否则何以在异国他乡生存？这种强烈的群体防守和个体防守趋向，确实不像中国。中国一直拥有广阔的国土，很少迁徙流浪。对此，我们既不必自傲，也不必自惭。但稍稍有一点自得，那就是：泱泱大国给了我一种从容的心态，茫茫空间给了我一副放松的神经。中华民族灾难不少，但比之于犹太人，以千年目光一看，毕竟安逸得多了。我们没有哭墙，我们不哭。
我在耶路撒冷的街道、古迹间走走停停，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以一个外来旅行者的客观眼光，什么是它今后最好的走向？
这个问题很尖锐。眼前，考古挖掘还在大规模地进行，我到考古现场一看大吃一惊，一座城门底下还压着一座城门，原来每次毁城都是一种掩埋，以后的重建都是层层叠加。那么，一个个圣殿挖掘出来，测定的年代都会令人咋舌，会不会给现实的纷争又带来新的依据？在我看来，一切古迹只有在消除了现实火气之后才有真正的价值。如果每一个古迹都虎虎有生气地证明着什么，表白着什么，实在让今天的世界受不了。妻子在旁边说：“耶路撒冷最好成为一个博物馆。”
耶路撒冷太大，不可能整个成为一个博物馆，但它的种种遗址、古迹（包括圣迹），却有必要提升文化意蕴和审美意蕴，使后人能够更加愉快地欣赏。在这一点上，我突然怀念起佛罗伦萨。尽管罗马人很对不起犹太人，但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萨却有一种激动人心的走向值得耶路撒冷参考。在那里，许多宗教题材（包括犹太教的题材）经由一代艺术大师的创造变成了全人类共享的艺术经典，在佛罗伦萨一个洗礼堂的外墙雕塑上我发现，艺术家的群像置于上帝和天使之间。这种把历史融于艺术，把宗教融于美学的景象，我在罗马、梵蒂冈、巴黎还一再看到。由艺术和美学在前面辉耀，千年岁月也就化作肌理停匀的人性结构，城市、古迹、教堂也都随之变得轻松和疏朗。我想，如果耶路撒冷也出现了这个走向，那么，犹太朋友和阿拉伯朋友的群体心理结构，也会相应变得更加健康。
就这么想来想去，最后我笑了。耶路撒冷，预支了我那么多的虔诚，归还了我那么多的劳累，挑起了我那么多的惊奇，留给了我那么多的惆怅。我今后，大概很难再对一个古迹发什么感慨、写什么文章了，就像一场饱餐后难免厌食，不会再有饥渴时的敏锐感觉。
顺便需要一记的是，历史学博士雅各布先生有点不高兴，这两天不理我们了。原因之一，他见我们无牌驾驶，一路担惊受怕，求我们严格限速，以防警察注意，而我们则认为，一个比路上任何车辆都开得慢的车队，最容易引起注意。原因之二，是他看上了我们一行中的一位未婚女子。先请示队长能不能赞美，获得许可后就动不动走到这位女子前赞美月亮，烦不胜烦。我们这位女子终于发火：“我也算中华烈女，饿死事小……”我说别，死了才算烈女，加一个字，叫烈女子吧。正由于烈女子的强硬态度，雅各布一阵伤心，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