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晚上好！
完全没有想到，今天晚上居然会面对一个这么盛大、又这么拥挤的场面。我感谢诸位的一片好意，但又清楚地知道，大家来主要是出于一种疑问：那个占取了我们那么多阅读时间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这种疑问变成当面直观之后，对任何作者都是一种巨大的威胁。为此，机智的钱钟书先生干脆就抵拒掉了：“你们吃了鸡蛋觉得不错就行了，为什么非要看看生这个蛋的鸡不可呢？”我这次显然是躲不掉的了，心中难免产生一种害怕，害怕大家在阅读中积累的印象毁于一旦，就像我的一个学生给我讲过的一种情感经历：未见面时一年的通信如火如荼，一见面后一小时内烟消云散。
我们头顶的横隔已经写明了今晚演讲的题目——旅行和文学。这个题目是宽厚的主办者给我划定的一个宽泛的范围，如果真的当作实际的演讲题，就显得大了一些。我在这个范围之内揣摩着大家内心可能会对我提出的具体问题，例如：“作为一个学者，是什么动因使你成了一个永远的旅行者？”
我的回答是：寻找文化现场。
好，那就把这个回答当作今天演讲的具体题目吧。
什么是文化现场
任何值得我们注意的文化现象总会有一个传播的幅度。初一看，传播总是好事，传播得广一点，久一点，就能提升一种文化的价值，使它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接受考验，不断自我调整、自我完善，这有什么不好呢？
有不好的一面。经过长距离、长时间的传播，一种文化常常会变形、扭曲，由具体变为抽象，由活体变为标本，由多面体变为单面体，有时甚至变得面目全非，让人无法想像它的本来模样。到了这个地步，它可能仍然顶着原先的名称，这就造成了文化概念的混乱。诚然，一切文化现象都会变化，但任何一种自觉的文化现象不管怎么变化都不会完全失落它对自身初始状态的记忆，因为初始状态是这种文化产生于世的基本理由所在，失落了，也就失落了它的生命基因。除了初始状态，任何一种文化也都会有它发展得最成熟、发挥得最透彻的一些中心地点和中心时段，在那里，这种文化的本质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广泛的传播，使很多文化现象的初始状态、中心地点和中心时段都渺不可寻，人们似乎在享用着各种文化，又不知它们的本味，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在生活中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体会：有许多我们身临其境的事情，听别人几度转述就觉得变了味，变味的地方有些可以指出来加以纠正，有些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要明白地指出来都很困难。这就是传播文本和实际体验之间的严重差距。
可惜，我们的文化思考大多是在传播文本中进行，在那里汲取资讯，在那里判别比较，最后如果有像样的成果，又把这个成果投入传播系统。这里夹杂着多少差错，多少谬误，多少臆测，多少自以为是，多少以讹传讹，只有天知道了。这种毛病又以中国文化为甚。千余年的科举制度使中国文化人的队伍大幅度增长，又使这支队伍永远走着一条以背诵古籍来谋求官职的漫漫长途，这也就变成了中国文化最普遍的运作方式和消耗方式。小部分文化人从这条长途有幸登上官位，以后也就跌宕于宦海沉浮，虽然也有可能因政治上的身遭贬谪而远行千里，却与文化考察基本无关。只有极少数的学人在经历了这一切，或看破了这一切之后潜心学术，但大多也只能从古籍到古籍，从文本到文本，即只是做“半路接力”的工作，难于追根刨底、正本清源。
我所说的文化现场，就是针对这种状况提出来的。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各种还活着的文化一定能找到一两个与自己对应最密切的空间，在这些空间中，不管事情还在发生着或者已经发生过，都会以大量的感性因素从整体上让人体验那些文化的韵味和奥义，与文本记载互相补充，互相校正，这便是文化现场。作为一个文化人，在自己的脚力尚有裕余的时候，应该尽量多寻访这样的一些地方。
这就是我旅行四海的基本动因。即主要是为了更换一种文化思考的方式，而不是为了游记写作，写出游记只是副产品。后来因读者欢迎，副产品升格，我也就认真起来了，那是后事。
直接现场
文化现场有简单、复杂之分。简单的现场可称之为直接现场，复杂的现场可称之为间接现场。
直接现场就是一种文化的直接发生地，现在还在发生着，只要身临其境、真切感受，就能把握住这种文化的脉搏。看来这是文化考察的起点性要求，但即便在这一点上也常常发生问题。
先举一个极端性的例子。两年前我在一份正式出版物上看到对新加坡戏剧的介绍，未免大吃一惊。介绍中提到的作品和人物，我都很陌生，这不能不使我有点慌乱了，因为我到过新加坡很多次，住的时间很长，每次都给那里的戏剧界讲课，参与他们的各种活动和讨论，新加坡戏剧界又不大，我自认为早就熟识了其中的每一个团体和每一个个人，更何况一位新加坡研究生曾经在我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学位论文恰恰是《新加坡戏剧史论》，而我居然不知道那份新加坡戏剧概况介绍中所写的基本内容！后来终于明白，是那份出版物的作者搞错了。他没有到过新加坡，只是从偶尔获得的杂志文章上拼接出了那个介绍，其实那几篇文章是几个新加坡朋友对他们圈子里两个业余戏剧爱好者的夸张性表扬而已。这种错误，只要与新加坡戏剧现场稍有接触的人就能指出来。这就说明，现场给人一种整体序列，而文本，哪怕真正是“白纸黑字”，也往往是一个偶然性的断片，离开了整体序列很难说明什么问题。我们往常总是认为只有文字才具有把握全局的概括性和逻辑性，其实真是未必。这虽然是一个极端性的例子，可说明的问题却不少。
在比较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如果平心静气地环视四周，也总能发现大量由于未能深入文化现场而作出的暧昧判断包围着我们，而且时间长，暧昧的判断又会上升为确定性判断，传播给别人。我从上海来，深知不少上海人对台湾的判断发生了严重的偏差，原因是他们从一部分在上海投资的台湾商人身上概括出了台湾人的总体素质和文化方式，其实，一到台湾这个现场才知道，台湾企业家中很优秀的一部分可能还未曾问津大陆，而台湾文化界与大陆的实质性联系可能就更零碎了，因此上海人心目中的台湾基本上是不准确的，尽管就一个小局部而言倒是真实的。同样，我发现我们台湾不少朋友对大陆社会生活许多方面的判断也带有不少想当然的推理成分，即便有某些短暂性、局部性的依据，也与正确的文化判断有较大距离。一大堆花瓣拼接不出一朵活花，一大堆准确的远距离情报也与活生生的事实真相咫尺天涯。大的事情暂且搁置不论，最小的例子其实也是一样，顺手拈来的一个小例子是我本人，港台报刊曾登载过一些有关我的传闻，我的过去，我的今天，我的未来，都涉及了，十分有趣。很多台湾朋友看了将信将疑，频频问我，但大陆的朋友基本上不会相信，这就是生活现场的差异。
由此可知，直接现场也就是一个明确无误的空间方位，只有这个空间方位才能提供一系列充满活气的综合信息，来确证或否定各种事实发生的可能性、合理性以及运行轨迹，很难被局外的捕风捉影所替代。不是说花瓣拼接不出活花吗，活花的生命，在于它在大地上的那个扎根点。
以小见大，世界上不同文化群落之间的隔阂与沟通，也是以是否互相深入文化现场为契机。玄奘到印度取经，看似着眼于佛经文本，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深入佛教发生地这么一个重要的文化现场，这使全部佛教文本都具备了充足的母体依据。在十八世纪，当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终于有规模地狭路相逢的时候，互相都不理解，但相比之下，欧洲对中国文化现场的深入，更为主动也更为提前，这只要读一读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留下的通信和英国马嘎尔尼留下的日记就可明白，因此在后来两种文明的冲撞中他们也就有利得多，而中国方面，对欧洲的了解则长期处于“海客谈瀛州”的状态，光凭着可笑的臆想和推断与对方交涉，自然处处被动，笑话连连。
即便在同一个国家，历史上很多争斗固然起因于权力分配，但也有很多争斗则起因于文化心理方位上的差异。要在文化心理方位间获得疏通，可以靠纵横家们的雄辩之术，可以靠性理学家们启发良知，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互相体察彼此的生态立场，深入对方的文化心理现场。这一点，好像历来并不那么重视，十分可惜。常见的情况是，只获悉对方的一些零星情报，听到一堆无法确证的传言，就已勃然大怒，拍案而起，然后彼此你一拳我一脚地开打了，至于对方究竟怎么想的，这些想法又有什么环境依据，则都未曾设身处地。此种情景就像老戏《三岔口》，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互相根本还没有看清对方的面容，摸清对方的套路，就已经打得热火朝天、气喘吁吁。这时候多么需要有一盏灯啊，把各个方面都照亮。
寻找文化现场，就是寻找那盏能够照亮对方、照亮环境，于是也随之照亮自身态度的灯。多一点这种寻找，就少一点历史的盲目，少一点无谓的消耗。
间接现场
间接现场是指事件已经过去、地点比较泛化的次现场。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许多重要的文化现象余绪犹存，但它们的重点爆发期已经告一段落，往昔爆发的现场残烟缭绕、陈迹斑斑。我们当然不可能赶上一切文化的爆发期，既然如此，何妨退而求其次，去寻访遗迹的现场。有时，这种现场在地点上也是不确定的，或许只是一种类似性、可能性的历史情景，遥远的时间把一切都搞模糊了，但即便是这样，也要去寻访。
这些年我走得最多的，恰恰是这样的现场。也许有人要说，值得寻访的直接现场已经多如牛毛，为什么还要风餐露宿地去寻访那种虚无缥缈的间接现场？有人甚至认为，寻访间接现场是对现实麻烦的回避，或许是一种安全的生存策略。这都是误解。在我看来，直接现场固然重要，间接现场却也有一系列超越直接现场的地方。
第一，间接现场由于不强调此时此地的直接发生，因此可以提供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些历史文化资源对于造就一种恢宏深厚的文化人格至关重要。所以不妨说，寻找这样的文化现场也就是在寻找一所横亘千年的人格学校。历史并不仅仅是中学、大学里的一门课程，而是一种无法摆脱的背景，一种无法抵拒的遗传，文化人的使命是自觉地帮助自己和他人整理这种背景和遗传，力图使他们经过优化选择而达到良性组合。这一切，仅仅在今天发生的文化事实中寻找资源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回过身去踏访千年。千年何在？茫茫大地，可以用空间补时间。这种可以兑换为时间的空间，就是我们所说的间接现场即复杂现场。一个人的历史文化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就看他曾被这样的文化现场溶化过。
第二，间接现场大多已处于“人去楼空”的状态，既交给我们很多信息，又交给我们很多空白和疑问，这就能激发我们的文化好奇性进行探索和研究，使我们从一个旅游者、采访者变成一个思考者和探求者。因此，一切间接现场也都是疑问现场、思考现场。现场的疑问和思考又会驱使我们去读很多书、问很多人，于是便引发出一个深刻的学术过程。相比之下，直接现场常常是一个学术过程的终点，而间接现场则常常是一个学术过程的起点。一种感性的诱惑，开启了一个理性程序，这实在是一件极有吸引力的事情。
我可以根据一些亲身经历来加以说明。
三年以前，我去山西考察。去之前我已从一些文献中知道，山西商人在清代曾创造过举世瞩目的金融奇迹，但印象不深。到了山西平遥县，东看西看，有三个物象留下了记忆，一是平遥一带并不存在快速致富的自然地理条件；二是与自然地理条件很不相称的高大门楼和堂皇的百年老街；三是街道石板上那深深的车辙印痕。尤其是这车辙印痕，我一遍遍凝视，不能不怦然心动。当年该有多少车马的喧腾才会留下这么深的印痕啊，而身处如此贫远小县城的人们是靠着什么样的本事把这么多车马引到自己身边来的呢？我让这些车辙留在脑海里，开始系统地钻研有关的文字资料，慢慢终于大致弄清楚当年山西商人的发迹史和衰败史，并且由此产生了一种由衷的羞愧，为自己的无知，更为中国文化的失职。一个囊括了大半个中国的初步金融网络在一群走投无路的山西农民手上建立起来了，一种可以与皇家国库匹敌的资金巨流通过这个网络在中国大地上汇集、涌动，并促进了其他各种行业的兴盛，但中国文化对此基本上没有予以关注。记载寥落，阐述无几，更不要说对之进行提升、引导和辅佐了。中国文化如此强调以天下为己任，但对天下所发生的实质性变化却缺少起码的关注兴趣和研究能力，而这种实质性变化又恰恰关及人民的生活、民族的财富、历史的推进，文化却漠然对之。那么，文化究竟在关心天下的哪些问题呢？这个疑问开启了我对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新阶段，而疑问的起点，是山西省平遥县百年老街石板上那深深的车辙。
是的，起点很小，甚至发现它也有点偶然，但它既然已经出现，并被我记住，就一定有正面、反面、侧面的种种背景，一定有或明或暗的无穷诱惑，足以控制我整个研究过程。有时研究过程被其他事情所积压几乎要中断，但一想到平遥的房舍、街道、车辙，一种现场性、情境性的合力重新构成，研究也就继续下去了。
还可说说我在东北旅行的经历。
大家知道东北有一个名胜叫镜泊湖，是一万年前火山爆发的火山口积水而成，我去那里纯粹是为了旅游，完全没有文化考察的念头。但是出乎意外，去镜泊湖的路上首先经过的是宁安县，即清代流放犯人的宁古塔。在那片土地上一站立，数百年前血迹斑斑的文字狱史实立刻涌现在眼前。我的家乡，浙江、江苏、安徽的那一批批品行高洁、学问渊博的文化人，居然就在这里作生命的最后挣扎？我找不到他们生活的任何遗迹，但心里明白，这里的天穹凉云、黑土丘陵、野草小花应该和当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就不停地徘徊观望。顺着宁古塔再往前走，又毫无思想准备地遇到了唐代渤海国首都的遗址。渤海国的事情在史料中也见到过，印象缥缈而神奇，我们脚下的首都，在唐代应是除长安之外亚洲可数的大都市，但不知什么原因消失得几乎没有了踪影，我们能见到的遗址，是断断续续气势很大的土城墙墙基，以及一口奇迹般留下的八宝琉璃井。怅然若失地再往前走，终于到了镜泊湖。
镜泊湖万余年，渤海国千余年，宁古塔数百年，全都陈列在路边，这不能不使赶路人震撼了。万余年的平静，千余年的辉煌，数百年的血腥，最后只剩下那万余年的平静，而且势必还会不断平静下去。这种组合似乎是故意在演示着历史和人生的诸多奥秘。我一直在猜想，在宁古塔流放的大学者们，有没有多走几步路发现渤海国的遗址并在心里作出考证？有没有再多走几步路发现镜泊湖的美景而感慨万千？
由于这三相并列的路途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清代文字狱的历史、东北“流人”的历史、东北文明的创建过程、唐代渤海国的兴衰、唐代政权与周边藩国的关系、都市文明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都市文明在农耕文明和战争逻辑包围下的易碎性等等本来不属于我研究范围的问题产生了敏感，一有可能便投入研究，除了已写出《流放者的土地》、《脆弱的都市》等篇目外，还会不断思考下去。去年，我为此又一次重走了那条路。
那条路，对我有限的个体生命而言，无疑已成了一个永久的动力图像，调整了我的研究道路、拓展了我的文化判断。更有趣的是，不管我在研究那条路边的三个方位的任何一方，另外两个方位都会不期然地隐约其间，大大地增加了思考的宏观层次。我想，别的学者可以有别的研究方法，我在有生之年就努力向大地索取课题吧。
这种自我认定，使我的文化旅行更加自觉。走的地方越来越多，而有的地方，一走之后就像欠下了一笔沉重的债，时时牵挂。我欠东北地区的一笔大债是黑龙江，几年前由黑龙江省的十几名作家陪同，花了很长时间漂流那条江。中俄两国几百年的恩恩怨怨，冬天凝冻成漫长无比的冰天雪地，夏天则化解为一道可能是世界上最安静、最寂寞的水流。我们看到江边有一个叫“御史大夫村”的小村庄，同行的乡土历史学者刘邦厚先生告诉我，咸丰年间这个村庄的一个老卡官因发现一队俄国兵船经过而急报朝廷，正被南方的边患搞得焦头烂额的咸丰皇帝因怕腹背受敌而大吃一惊，俄国人轻松地解释说，这只是“借道”，为的是防止英军北上。皇帝松了一口气，御史大夫村的老卡官却因“惊驾”的罪名被打死。但很快证明，小村庄和老卡官的“惊驾”是惊对了的，这队俄国兵船的经过是确确实实面向中国的军事行动，几年之后，江北、江东的大片土地都变成俄国的了。我们又看到，本世纪初发生俄国人赶杀数千名华侨这一大惨案的地点，一个中国企业家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古堡，古堡内是一个足可称雄远近的大酒厂，叫“振边酒厂”，住着这位企业家的全部家眷。现在，古堡在荒原蓑草间犹在，而酒厂及其主人，早就沦落在俄国和日本的炮火之中。请诸位设想一下，我们默默行驶在静谧无波的黑龙江，环视着阒寂无人的两岸，突然看到那个小村庄和那座旧城堡，心中会是多么的惆怅。诸多惆怅均还没有写出来，因此总觉得欠了黑龙江一笔债。
我一讲自己的旅行考察就收不住了，实在抱歉，就此打住吧。总而言之，我在父母之邦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找到了无尽的滋养和无数的疑问，几乎到了迷醉的地步。文化的领域很大，当然应该有一些哲思深邃的智者在高楼深院里安静地进行着更宏大、更周密的思索和判断，也应该有一些腿脚比较强健的文化人以实地考察为人生的主要职责。我本人既然已经兴致勃勃地走了那么多，就决定继续走下去，并把我的所见所思告诉大家，直到我走不动为止。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到地球的另一些地方多去走走呢？那里应该有很多你感兴趣的文化现场。年前一位电视记者就曾这样问我，我是这样回答的：
千万不要把我迷醉国内旅行作某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解释，我最厌烦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了。在《乡关何处》中我已经说明，文化人的所谓故乡和家园，首先是精神意义上而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否则，我早该回我的出生地江浙余姚，在国内逛来逛去已经不对了。文化人为自己和别人寻找精神家园，至于自己的地理落脚点则由多种复杂的原因造成，固执不得。例如我在探询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时总要努力寻找余英时、黄仁宇、李泽厚、许倬云、唐德刚等先生的著作，而他们自己则几乎都漂泊在海外。他们以深厚的学养、广阔的见识和活泼的性灵把中华文化的历史奥秘描绘得比身在其间的我们所能做的更为精彩，便是证明。
但是毕竟还应该分工让一些文化人获得更多更具体的现场体验。对中国大陆这个现场，我自告奋勇。我想，一个占人类最多人口，又在贫穷和战乱中挣扎了那么多年的民族，突然出现了一种转变命运的可能，出现了争取富裕、民主和文明的全民性努力，这样的事情如果出现在南美洲、非洲，我也会千里迢迢地赶去看一看，甚至还会想方设法参与一点什么，而这样的事居然恰恰发生在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当然我眼前的一切都不会太顺利，但由于每一件大事都联系到亿万人的生态，都牵连着千百年的神经，因此即便是烦恼、焦灼也都是文化体验。
我的悲哀我的劝告
说到这里，心中未免升起一丝淡淡的悲哀，即便在国内，我要走的地方也太多了，而且越走越会发现更多值得去的新地方、新路线，真是无穷无尽；对于旧游之地，又常常因学识的增长而体会出新的意味，时时萌发重游的行动。但是，大地无垠而吾生有涯，豪兴未减而鬓发已秋，我究竟还有多少年可走呢？每次告别一个极有意味的地方时总是要暗自期许，我一定还要重来，但理智又悄悄提醒我，能重新考察一个地方的机会太少太少了，因此许多暂别其实是永别。
想起了法国拍摄的一部有关梅里美的电视专题片。
几乎走遍了整个欧洲的大作家大学者梅里美终于走到了自己的暮年，但他还在旅行，一匹瘦马驮着疲惫的身躯，那个傍晚又走近了一个村庄，他必须在村庄里栖宿了，但进村一看，每一座房舍都已朽败，而且都上了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锁。这是一个被人类遗弃的村庄，为何遗弃，何时遗弃，均不得而知。梅里美骑马走在小巷里感到一丝恐怖，突然，一束鲜艳的玫瑰抛落在马头前，就像他年轻时经常遭遇到的一样，他急急抬头在寻找抛花的窗口，可是每个窗口都关闭着，缠满了蜘蛛网。也许是冥冥中的上帝要慰劳一下年迈的苦行者吧，以他以前熟悉的方式？梅里美表情木然地沉思片刻，知道这里不应是他今夜栖宿的地方，于是没有停留，继续前行，穿过村庄，溶进了暮色苍茫的原野。留在人们视线中的最后一个身影，饱含着一位终生不倦的文化旅行者的不屈和苍凉。
寻找文化现场，初期的障碍也许是文化敏感的缺乏，而最终的障碍总是年龄。走来走去几十年，总能走到思考和脚步大体和诸的境地，而到了这个境地，居然已经因年龄而不便远行，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
为此我要劝告与我有同好的年轻朋友，早一点出行。让生命、大地、文化融成一体，是一种崇尚，也是一种享受。只有在大地上，才能找到祖先的脚印，而寻找祖先也就是寻找我们生命的基因，寻找我们自己。文化，不就是让有限的生命向更大的空间和时间领域延伸么？那就多走走吧，用脚步走向文化的本义。
远行非常劳累，但劳累本身就是对生命的拷问。把文化探求与生命拷问连成一体，才是最本真、也最诚实的文化人。
于是，风霜满面，形容枯槁的历代中国文人都重复着一句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己做不到，就把这句话传给儿孙。
谢谢大家。
（选自《余秋雨台湾演讲》）